技术民主国家联合，打造数字合作新时代 作者：杰拉德·科恩（Jared Cohen） 理查德·范登（Richard Fontaine） 译者：金文菁 法意导言 杰拉德·科恩（Jared Cohen）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官员，目前担任谷歌旗下科技孵化器Jigsaw首席执行官，并兼任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范登（Richard Fontaine）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 本文发表于《外交事务》2020年第六期（11月/12月刊），作者倡议美国等“科技民主国家”建立全新的国家集团“T12”，以在对抗中国等国家在新技术领域的迅速崛起时，能够作出协调一致的回应，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国家多边合作的历史传统。 图为本文作者杰拉德·科恩（右）与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 图片来源：Google Images 在数字时代的开端，民主似乎占据天生优势。美国与其志同道合的伙伴走在科技发展的前沿，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利用互联网与生俱来的自由化效应，对世界各地的独裁者们形成威慑。美国在科技上的优势使其军事力量更强大，经济更繁荣，而其民主也更有活力——至少理论上如此。 自此之后，其他国家也追赶上来。中国正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科技崛起的大国，现在还成为了美国的对手。中国在多个领域——包括面部和语音识别、5G、电子支付、量子通信和商用无人机市场——已经超越了美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在效仿中国，越来越多地将利用科技达到限制自由的目的。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生产等领域仍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制定技术使用的整体战略方面，美国已经落后于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与其盟友正在逐渐抛弃其合作传统。它们并未在有关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反而被国家利益分歧扯得四分五裂，对其他国家在新技术领域的合作的反应也毫无章法。尽管大多数民主国家官员现在都承认，新技术正以深刻的方式塑造世界，但奇怪的是，在管理这些新技术领域时，他们仍然各自为政，彼此脱节。所谓协调，不过是零星的、被动的、临时的。 自由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一致行动了：谁塑造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下一代通信技术，谁就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大优势。尽管如此，先进民主国家依然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东西：为了全体利益而进行多边合作的悠久历史。 由于问题如此错综复杂，现在需要的并不是零碎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能够使目标相同的各国聚集此处共同制定应对方案的、包罗万象的公开讨论。这个由领先“科技民主国家”——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成员名单之后，我们可以将其称为T12——组成的联盟，将帮助民主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重获主导权。这一计划让这些国家在关键领域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可以在使用新技术时推广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各国协调一致，应对今日全球秩序面临的主要威胁。 领先的其他国家 华盛顿一直试图用一个连贯的方针指导美国在全球科技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但许多国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中国，它已然认识到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前数字时代所书写的，而现在中国有机会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北京正在通过快速建立一流军事能力并在全球市场上部署这些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在美国势力较为薄弱或几乎无存的地区。例如在津巴布韦，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正帮助其建立全国性面部识别系统，为当地政府的政治把控增添了又一强大工具。 但诸如此类的前瞻性布局并非单边作为。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正在围绕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视图展开协调行动。它们正在为上合组织等排他性地区组织制定新技术应用标准，而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同意在信息安全、机器人、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它们还通过国际电信联盟等全球性论坛开展工作，其中一些国家支持推动为不负责任的监控系统制定国际标准。与许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同，相当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技术，包括创新的力量，使用标准的制定，以及决定如何使用技术的制度的建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被淹没在繁杂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小众的工具主义问题——它们是现代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要素。 另一方面，美国在大部分科技发展进程中较为被动。中国在5G、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领域的快速发展曾困扰多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政策，美国政府难以给出简明的应对方案（“数字丝绸之路”指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对于中国正在推行的数字货币，美国政府也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美国和其盟友始终在尝试界定网络攻击的交战规则，对于使用高科技压迫国民的行为也给予了不甚恰当的回应。美国的政治家时常抱怨北京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主导权，以及其盟友对中国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应态度。他们在改变游戏本质和游戏规则上遇到了困难。 这是一场多边主义的失败。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没有在应当协作的众多问题上联合起来。他们对某些国家滥用技术的反应往往是分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利益存在分歧，国家之间存在争端，因此无法达成任何合作。在这些国家内部，当国内当局与国家安全部门就如何应对选举干预、虚假信息和黑客攻击方面产生意见冲突时，往往会陷入瘫痪。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寻求广泛合作，而是拿出了一些分散的解决方案：例如，加拿大和法国组建了一个专家小组负责监督人工智能政策的发展，北约试图建立一套网络威慑学说等等。 围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5G而产生的纠纷，或许是民主国家反应不一、相互矛盾的最佳例证。在澳大利亚率先行动后，美国对华为采取强硬立场，禁止在美国5G网络中使用华为零部件，并禁止美国实体与华为从事任何形式的业务。美国还要求其他民主政体效仿它的行为，甚至威胁称，如果盟国使用华为产品，美国将不再向盟友提供关键情报。不过，华盛顿的反对立场仍然相对孤立，许多国家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指出没有其他成本更低的一站式技术能够替代华为。就连美国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和韩国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考虑在自己的5G基建中使用华为设备。 图为位于北京的面部识别系统 图片来源：《外交事务》网站 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选举干预事件作出了类似的毫无章法的回应。尽管克林姆林宫干预了许多国家的选举，但这些问题仅仅被视为孤立的国内问题，目前只获得了被干预国的单边回应。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对其采取了惩罚性措施。同样，对于俄罗斯干预今年美国选举的报道，至今也没有获得任何来自盟国的协同回应。相比之下，在克里米亚事件和俄罗斯毒害英国前情报官员及其女儿的事件发生后，这些国家的回应就完全不同了。事件发生后，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国家协调一致，联合作出回应并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共同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 从单边到多边 尽管目前民主国家受制于普遍合作的缺乏，但它们仍然保有共同协作的能力。历史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1973年，美国财政部长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白宫图书馆召集法国、英国和西德财政部长举行非正式会谈。日本很快就加入了这个“图书馆集团”，组成G5，意大利和加拿大又先后加入，成为G7。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由领先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强大力量，包括在16年后加入的俄罗斯。在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该组织成员国协调一致，形成了统一的对策。 正如七国集团指引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多边行动一样，一批科技民主国家——即拥有顶尖科技产业部门、领先经济水平和实现自由民主承诺的国家——必须在当今的数字科技问题上采取统一的行动。目前为止，这些主要经济体一直单独行动，如果将这些市场势力和国家力量结合起来，将形成一股潜在的强大联合势力。 现在，已有12个国家表达了加入这一集团的意向。美国无疑仍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而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令人惊叹的科技产业部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的经济总量虽然较小，但仍然是科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芬兰和瑞典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都是电信和工程业强国。印度和以色列也同样是合理的成员候选国，它们蓬勃发展的科技和创新创业部门遍布全球。 鉴于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迫切需要合作，这个由科技民主国家所组成的T12集团将填补现代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巨大缺口。T12成员国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分歧，但该组织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个表达不满的平台。美国尤其应当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因为这些国家坐到谈判桌前，不仅将提高美国的数字科技优势，还会降低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在中美的超级大国竞争中仅仅作为“棋子”而非“合作伙伴”的不满之感。 对T12而言，最合理的组织结构是非正式集团，而非一个布满秘书处的国际组织，或签署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联盟。尽管批评人士经常将G20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斥为一年一度的首脑聚会——不同种族的领导人身着特色民族服饰，互相合影留念——但这其实是外界的一种误导性刻板印象。实际上，这些国家集团在开展多边行动方面成果显著。 例如，在911事件之后，各国在八国集团峰会上作出具体承诺，防止此类袭击事件再次发生。正是由于当时所采取的的一系列行动，现在商用飞机加固了驾驶舱门，主要国际港口开始扫描集装箱，筛查危险物品，各国也限制了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的出口。八国集团同时也走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前列。2001年，该组织成立了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通过投资科研项目和全球卫生项目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承诺了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提出了新的金融监管要求，帮助遏制了随之而来的衰退后严重损失，并防止全球经济再次崩溃。 T12的首脑和部长会议也将为谋求私人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帮助提供独特机会。年会可以成为商界领袖加入政府官员之列、共同协调应对新情况的舞台，例如新冠疫情中远程学习技术的完善和国际反恐的未来图景。这些会议的形式既可以是以议题为基础的，由政府邀请私人部门的重要人士对该议题进行重点讨论的，也可以是类似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一样的常设论坛，就该地区企业面临的问题向环太平洋地区领导人提出意见和建议。T12还可以建立多利益相关方（multistakeholder）模式的工作组和委员会，将企业、社会、政府和研究机构代表聚集在一起。这些组织可以将集体通过的建议提交各部长和国家首脑。同时，T12还可以与多边组织合作，例如与北约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或者与经合组织在破坏性技术对工业的影响方面展开合作。 首要议题 T12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将概念上的吸引力转化为执行一项真正议程的具体细节。首先，可以从成员的信息共享开始讨论。各国政府可以通过T12了解并更新对方的供应链安全程度的信息，特别是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中国的目标是大幅降低美国、荷兰和日本的市场份额。各国可以进行跨国界的国际性供应链审查，特别是那些包含中国生产零部件或软件的供应链。成员国可以比较各自对中国5G技术的风险评估结果，互相检查量子计算进展，调查人工智能安全性，并分享防止知识产权窃取的策略。若计划迈出更有野心的一步，各国可以交换有关网络宣传、虚假信息、学术研究的完整性以及某些国家利用科技侵蚀民主自由的具体方法等相关信息。 T12的另一项关键工作是为新兴科技设定标准。研发最先进技术的国家和公司拥有宝贵的先行者优势：他们可以依照自身产品的未来应用方式设定标准。一个较好的测试案例是面部识别软件，它将证明T12在此方面是否具有潜力和前景。目前，这项技术已被应用于监视和监控目的，并被莫斯科用于将照片与社交软件账号相关联。主流民主国家尚未就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规则（包括面部识别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作用）和数据收集准则上达成一致。T12可以通过逐步探索如何将此类技术应用于大型活动安保或协助司法调查，而不是将其作为公民控制或大规模威慑的手段。 除了帮助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竞争时处于同一条战线之外，T12还是成员国在集团内部交换分歧意见的一种途径。例如，欧洲国家可能反对以色列的NSO集团（一家因间谍软件而饱受争议的科技公司）向其他国家出售手机监控工具，而美国可能反对欧盟因为对隐私权的过度强调而侵犯言论自由。各国在数据、隐私和言论自由方面都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而T12将允许各国互相了解这些差异。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广泛的原则，理解分歧之所在，并减少成员国之间的隔阂。 T12的另一项功能是协调投资。各成员国可以合理分配用于创新和研究开发的资源以保障供应链。他们甚至可以签署明确的资金协议，以抗衡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和5G能力，并在量子计算、网络安全，以及检测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伪造图像或视频（又称“深度伪造”，即“deepfakes”）的工具等领域启动联合项目。在更具推测性的科技领域，T12可以检验3D打印技术的进步，基于量子力学的大概率无法被攻破的加密技术，以及微观传感技术。更进一步，T12还可以发起联合基金，向寻求可靠5G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并符合自由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担保。 最后，T12还可以成为一个协调政策的平台。各成员国可以协调对网络监视工具的出口管制；规范区块链（即记录全球交易的数字账户）的使用，以确保国防制造和医疗设备供应链的完整性；为各种3D打印技术确立通用标准；甚至可以在教育和移民政策上协商一致，以培养并留住顶尖科技人才。更广泛地说，T12阐述的是一个基于创新、自由、民主合作和自由价值观的未来发展图景。 更庞大，更进取 随着时间的推移，T12可能会扩张并寻求转型，就像五国集团变为七国集团，后来又暂时变为了八国集团一样。从最初的十二国开始，T12的目标应当是在五年内发展为20个成员国左右。其他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可能被邀请加入，而不需要直接将欧盟纳为成员国之一这种更加复杂的方案。在拉丁美洲，巴西和智利将是合适选择。在非洲，成员可能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 同时，T12也应当更有雄心地扩展其议题范围。在实现最初几项目标之后，它可以将议题拓展到半导体的供应链保障上。若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技术实施多边出口管制，而在这一领域，科技民主国家远远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作为本计划的一部分，各国可以组建一个国际芯片制造联营，将半导体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某个T12国家，并为这一行动所需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提供共同融资。由于现实存在的材料限制，目前世界面临着计算能力增长所伴随的收益递减，因此T12可以启动联合研发项目，致力于新一代微电子技术的开发，以推动计算能力的再次飞跃性提高。 随着项目的不断扩展，T12还应当建立跨国5G网络。目前的电信设备行业主要由华为垄断，构成了供应链和安全的重大风险。T12可以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提供支持，帮助它们过渡到使用开放无线电接入网络（O-RAN），后者依赖于开放接口，而非专有设备。这将允许多个供应商向市场供应可互换的电信零部件。未来，T12可以合作开发中国硬件的6G替代品，帮助各经济体避免遭遇目前在5G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T12还可以开发一个数字货币框架，以维护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这一地位现在正遭受威胁。中国央行已经开始试点数字货币项目，如果这一项目取得成功，中国可能会将数字货币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一带一路参与国，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媒介的影响力，并可能威胁美元目前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建立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安全平台将使得竞争双方势力更加均衡，使得银行间资金转移、石油期货交易和洗钱追踪更加快捷简便。 除此之外，T12成员国可以发展并应用网络威慑理论。鉴于网络攻击的门槛较低，且很难将其归咎于某一特定行为人，全球或将面临持续的网络安全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威胁，T12可以为网络空间的恰当行为制定统一准则，并定义何为对网络攻击的适当反击。各成员国可以通过增加信息共享和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在侦查和测量网络攻击方面展开合作，随后共同寻找这一侵犯行为的特定的攻击者。一旦确定罪魁祸首，T12就可以作出协调一致的联合反应。 可能面临的质疑和反对 不难想象，T12将面临许多质疑和反对。最显然会出现的是来自现有多边组织对任何新国际组织的普遍反对，而这些声音可能来自一些早已过时的组织。然而，T12的新颖性也正是其合理性，因为目前尚无一个由先进民主国家组成的科技政策协调组织：七国集团不欢迎重要科技领袖的加入，二十国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而北约是一个主要关注欧洲安全的军事联盟。拥有37个成员国的经合组织规模过于庞大，而且并无在科技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先例。相比之下，T12将数量合适的成员国汇集起来，同时能够将科技议题提升到与欧洲安全和全球经济政策相同的高度。 私人部门在T12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引发另一问题：为什么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进程需要企业的参与？答案是，这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试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供应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结构调整和地理位置上的多样化。各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考虑将制药和医疗设备生产回流，而因疫情面临工厂关停的企业也在重新审视供应链多样化的优势。相比各自为政，各国政府之间的多边协调使得这一过程更有序，花费更少，用时更短。 此外，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对T12的成立作出反应。难道一个新的科技民主国家组织会不激怒它们吗？事实上，它们很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威胁。但放弃民主国家之间合作的代价，要远远高于遭受抵制所要承担的可能结果。正如新冠病毒流行所证明的那样，当自由民主国家放弃协作时，无论是在协调旅行禁令、采取疾病治疗措施，还是帮扶贫困国家上，中国都会受益更多。T12不应忽视那些非西方国家，并应当在人工智能安全或气候变化的技术应对上与它们合作。当然，合作过程中也需要小心行事，并限制这些国家的参与度。最后，如果自由民主国家能够在这一议题上联合起来，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稳定、自由。 最后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将来自现实主义。有些人将指出，其他领域的合作——如全球卫生和经济政策——已经足够艰难了，更不必说一个专注于科技合作的组织。但事实上，我们不应夸大任何国家组织之间的相似程度。这正是我们选择试验新机制以解决硬核问题的原因，而非依赖过时的机制或采用各国自谋出路的方法解决。现状不可持续。如果西方国家无法采取联合行动，科技最终将改变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均衡，使之更有利于其他国家。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1944年7月，同盟国代表于新罕布什尔州集结，共同参与了后来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会议。在讨论了各项技术性问题并进行了一场无所不包的外交政策辩论之后，会议达成了一份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治理蓝图。同盟国一致同意建立稳定但可调整的汇率体系，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立奠定基础，并采纳了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那时所设定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当今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最紧迫的技术问题，在重要性上可能最终能够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中代表们所考虑的经济问题相媲美。1944年，美国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认识到，他们不能在真空中制定经济政策。同样，今天它们也必须认识到，各国能够独自应对科技影响的时代已然逝去。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各国解决科技问题的方案都是临时性的，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而将诸多困难撒手留给技术专家解决。今后，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科技将证明其重要性早已超出了专家所能解决的范畴。 翻译文章： Jared Cohen and Richard Fontaine, Uniting the Techno-Dem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3, 2020.

竞争道路，预计 2023 年左右迎来业绩拐点，值得关注。 阿里巴巴最新披露的 2020 日历年 Q4 季报首次实现 EBITA 盈利，引起市场高关注度。云计算产业壁垒深厚，马太效应明显。当前全球云计算厂商仅亚马逊云（AWS）、微软智能云（Azure）、阿里云实现盈利。 本期的智能内参，我们推荐国金证券的报告《从“3A ”发展看中国云计算产业竞争格局变化》，复盘亚马逊云、微软智能云和阿里云的发展，预测云计算行业的未来演变。如果想收藏本文的报告，可以在智东西（公众号：zhidxcom）回复关键词“nc535”获取。 本期内参来源：国金证券 原标题： 《从“3A ”发展看中国云计算产业竞争格局变化》 作者：罗露 邵艺开 01.3A：盈利的云计算巨头 1、AWS：创始人影响公司文化基因 ， 综合竞争力全球第一 贝索斯的战略眼光和商业哲学成就云计算开拓者。成立亚马逊之前，贝索斯从事过计算机系统开发，做过基金交易管理公司的副总裁，多重职业背景的贝索斯对于云计算的前景、企业投资管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坚持长期发展和用户至上的战略，专注于企业长期自由现金流的增长，不计较短期回报。 过去十年，亚马逊的自由现金流从最低时的 3.95 亿美元增长到2020 年最高的 310.2 亿美元，2013-2015 年股东投资回报率趋近于 0，换来 2018-2020 近 67%以上的高额回报率。充足的现金流为 AWS 前期投入奠定夯实基础。 ▲亚马逊自由现金流和净资产收益率 飞轮理论是贝索斯提出的诠释亚马逊商业模式和运营理念的底层逻辑，同样适用 AWS 发展规律。飞轮理论的核心在于以提升用户体验为中心，推动公司的持续增长。其中，提升用户体验的三大关键因素是丰富的选择、便利的服务、低价格。 以低价为例，AWS 在 2011-2020 年间累计降价达87 次，仅 2020 年就降价 12 次，平均每月降价一次，预计未来仍会继续降价。通过价格下降引导更多客户使用 AWS 服务，在规模优势下实现成本降低，从而可提供 IoT 开发者工具等更多增值服务，提升用户粘性，形成闭环。亚马逊飞轮和 AWS 飞轮形成协同效应，AWS 已成为亚马逊最大的利润来源，2018-2020 最近三年亚马逊季度营业利润 AWS 业务占比均在50%以上，最高达到 77%。 ▲AWS 、亚马逊营业利润及占比提升 个人性格和管理方式塑造企业文化 ，助力 助力 AWS 客户拓展 客户拓展 。贝索斯作为一位极致理性和冷静的企业创始人，相信数据带来效率。在他的领导下，14条领导力准则成为亚马逊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客户至上到达成业绩，助力 AWS 落地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云计算业务，特别是 IaaS 与 PaaS层，由于服务链条较长，除技术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依靠业务团队的服务能力。 服务链从了解客户需求开始，服务团队整理业务需求后反馈给技术团队，确定方案再实施，之后还要长期维护客户关系。AWS 通过首席工程师虚拟社区，把架构能力和决策权下放到团队中，并采用客户驱动的内部审查流程确保小团队的决策能满足内部标准。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支持这种分布式的管理方法，能更好了解与把握客户需求与痛点，是 AWS 快速拓展客户的前提。 ▲亚马逊 14 条领导力准则 产品架构历程彰显产业链内在逻辑。AWS 的产品架构历程沿着云计算产业链不断向上游延伸，即从底层的 IaaS，到 PaaS、SaaS，本质上是为增强客户黏性，通过产品差异化提升定价能力。单纯的 IaaS 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向上延伸的业务模块通用性越来越弱，同时产品差异化定价能力逐步增强，毛利率也逐步提升。具体经历三个阶段。 ▲AWS 产品架构及头部云厂商入场时间线 阶段一：2006-2008 年，开辟公有云，提供基础服务 2006 年，AWS 率先开辟云计算市场，推出简单存储服务 Simple Storage Service（S3）和弹性计算云 Elastic Compute Cloud（EC2)，并陆续推出计算、存储类产品，服务于早期的初创公司与开发者。这一时期的云上产品组合还比较单薄，也存在一些限制，但计算和存储分离的核心理念已经得到初步确立，并深刻影响了基于云上应用程序的架构模式。 ▲2006-2008 年产品 AWS 举例 阶段二：2009-2015 年，推出私有云，加强数据库建设 随着 AWS 业务发展，客户发展重心逐渐转向传统企业。早期客户更注重云服务速度和敏捷性，传统企业更重视 IT 安全与原有数据库迁移难题，对云服务持怀疑态度。同时，云计算厂商纷纷入局对 AWS 提出新的挑战。由此，AWS 在 2009 年推出虚拟私有云产品，打消传统企业对于将大量高负荷工作任务迁移到公有云的担心，在 IaaS 层面继续推进和增强虚拟机产品的多样性。 存储类服务在初期得到市场欢迎和认可之后也迎来大发展，原有功能得以细化，通过引入冷、热乃至存档的各级分层，进一步凸显成本优势。PaaS 中的泛数据库类服务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如 Amazon Redshift、AWS Aurora、Snowball 系列等均得到广泛的支持和采用。 ▲2009-2015 年产品 AWS 举例 阶段三：2016-2020 年，深耕人工智能，重塑混合云 这一时期 AWS 积极参与和投入当下的热点技术，从 AI 与机器学习、IoT与边缘计算、区块链到工程实践领域的 DevOps、云原生和 Service Mesh，甚至量子计算。AI 发展有三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其中，数据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经过基础设施完善、业务数据积淀与行业技术水平 ready，2016 年开始，AWS 每年会发布大量的 AI 产品，从平台级的 SageMaker系列服务到应用级的学习工具服务，其中仅在 2020 年就发布了 250 多项机器学习相关的新功能。 ▲AWS 历年发布机器学习相关新功能数 当企业大量的工作负载部署在云端、对于云的应用进入深水区之后，为避免单一供应商出现故障时的风险以及单一厂商过分依赖，多云架构和解决方案兴起，以帮助企业集中管理协调多个异构环境，实现跨云容灾和统一监控运维等需要。多云与混合云成为大中企业刚需，AWS 在 2019 年发布Outposts，引领了一波“公有云私有化部署”的浪潮，2021 年还将上线大量的混合云服务，强化边缘节点的部署。 ▲2016-2020 年产品 AWS 举例 丰富的产品结构与持续的资本投入加速公司业务扩张。超过十年创新积累，AWS 拥有全球最丰富的产品，形成包括分析、区块链、计算、容器、数据库、物联网、机器学习、存储、VR 和 AR 等全方位的产品矩阵。业务新增功能和特征数也在逐年增加，2019 年达到 2345 项，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为实现一站式交付的用户体验，AWS 持续投入资本开支，云基础设施持续扩张，现已在全球 25 个地理区域内运营 80 个可用区，并宣布将在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和瑞士新增 5 个 AWS 区域、15 个可用区。从当前可用区分布来看，亚太、北美和欧洲是 AWS 的重点部署区域。 ▲AWS 云基础设施地区分布数量 突出的规模效应推动 突出的规模效应推动 AWS 强者恒强。目前 AWS 的收入结构以 IaaS 和PaaS 为主，业务本身的通用性、重资产属性等使其具有良好的规模效应。业务规模的扩大显著提升整体云平台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上游基础设施的平均采购成本，同时摊薄折旧成本和公司整体的单位运营费用，提升盈利能力。 财报显示其营业收入从 2013 年的 31.08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453.7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63%。相应的营业成本年复合增长率 33%，约为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速的一半，规模效应明显。从营业利润率来看，最近三年 AWS 营业利润率整体在 30%上下波动，由于规模效应持续存在，公司营业利润率仍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 ▲AWS 营业利润和营业利润率 2、Azure：错失移动时代后坚定云转型，发展混合云实现后来居上 微软在 微软在 PC 时代与 IBM 合作，通过 Windows 操作系统与 Office 办公软件 办公软件获得长期垄断地位，降低了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度。20 世纪 80-90 年代，IBM 个人电脑垄断市场，全球份额近 80%，带动 Windows 发展，奠定全球领先软件公司地位。2000 年 1 月斯蒂夫鲍尔默接替比尔盖茨成为微软CEO，仍固守 Windows 系列产品，忽视手机业务，移动时代产品布局落后竞争对手 5 年以上，2010 年发布 Windows Phone，但市场份额低且下降明显。 ▲Windows Phone 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纳德拉接任 CEO 后确认“移动为先，云为先”战略， 云业务为公司开启第三条增长曲线。2012-2014 年，微软业务全面受阻，第一增长曲线 PC业务已成明日黄花，又错过移动时代第二增长曲线，必须寻找新增长机会。纳德拉临危受命，全面调整公司战略，打破公司各部门间壁垒，组织架构和业务调整全面以”云”为核心，并加强生态合作。适逢行业整体开源浪潮，微软顺利转型。 ▲微软抓住开源浪潮重大事件 渡过转型期阵痛后，微软业绩表现良好。转型期公司扩张自身产品的跨平台适用范围；在内生业务上，通过 Windows 10 免费升级扩展用户群体，为 Azure 及 SaaS 服务引流。2020 财年，公司实现智能云业务收入 483.7亿美元，占营收比重 34%，成为推动公司总体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 ▲微软盈利能力稳步提升（18 年受税改影响） 除了公司管理层坚定转型，微软智能云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 （1）、唯一提供IaaS+PaaS+SaaS 全栈服务的头部云计算公司 SaaS 服务是微软的独享优势。与 AWS 等公司不同，微软除了提供底层基础设施服务，还提供订阅软件产品。Office 套件在 PC 时代已成为企业办公刚需，用户粘性强，具备转型 SaaS 的天然优势。传统软件只支持一台PC 设备，而 Office 365 解决了使用 OneDrive 云服务在多个平台和设备上工作的痛点，通过各种平台、设备、应用程序的数据交换，大大提高办公效率，释放了用户的生产力，用户粘度显著增加，2020 年订阅数量达到4270 万人。 微软的企业 SaaS 服务主要集中在 Office 365、 Dynamics 365 和LinkedIn，同时向开发者开放 SaaS 平台，丰富和激发他们的产品。根据Forrester 的数据，微软在全球 SaaS 市场中表现强劲。微软在企业级市场服务超 30 年，深入了解企业业务流程，具备深厚大客户服务基础，在大中型市场认可度高。目前，全球超过 95%的世界 500 强企业均在使用 Azure云服务。 ▲Office 365个人订阅数不断增长（百万人） （2）、混合云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架构一致性大幅提升用户体验 微软混合云先发优势显著， Azure stack 架构一致性大幅提升用户体验 。随着云计算发展深入，兼具数据安全与资源弹性的混合云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公司 2014 年起开始布局混合云市场，与思科、Dell 等五家厂商合作研发 Azure Stack，对比亚马逊、谷歌等公有云厂商，微软在混合云市场先发优势显著。微软的混合云方案可以在 Azure 公有云和 Azure Stack 的本地环境中使用一致的 DevOps 开发运维流程。与公有云一致的开发接口及DevOps 流程带来的一致性用户体验，构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增长迅速，市场份额提升。 ▲微软各项云业务均为领先者（ 2020H1 ） 3、阿里云：十年磨一剑，从模仿到超越 阿里云跻身全球头部云计算厂商与公司管理层战略远见高度一致。阿里云09 年成立之初，商业社会与资本界对云计算认识仍然不足，马云却力排众议，将云计算与大数据作为发展战略，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云服务出现之前阿里等科技公司需投入大量 IT 基础设施支撑业务，对海外厂商的 Oracle 数据库、IBM/HP 的小型机/服务器、还有 EMC 的存储产品依赖度高，价格昂贵，资本开支巨大，且后期运维不便； 2）电商等业务迅速发展，传统 IT 架构已无法支撑如此高并发量的处理能力，且资源扩展灵活性差； 3）将公司非高峰期的剩余算力开放给客户使用，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可形成价值增量。 在三代管理层的领导下 ， 阿里云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王坚是阿里云创始人，2009 年-2013 年期间主要任务是技术攻坚，带领团队自主研发“飞天”操作系统。此外，阿里云发布的产品主要为云主机、对象存储等底层基础设施。2014 年 11 月胡晓明接任阿里云总裁，15 年左右阿里云参考亚马逊路径，将虚拟化技术从 xen 切换为 kvm。 2014-2016 年是阿里云成长期，主要满足互联网企业上云基本需求。张建锋 2016 年 4 月出任阿里云 CTO 开启智能转型阶段，对 IaaS 做深度定制化，夯实 PaaS 能力，侧重云钉一体、被集成、产业互联网等方面，战略打法是为行业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2015 年公司确立“大中台、小前台”模式 2015 年前后是公司的重要转折点。年前后是公司的重要转折点。每次科技革命分为科技创新、商业创新两个阶段，上半场往往实现某个新兴产业从“0”到“1”的颠覆，下半场则是技术普及，赋能各行各业的商用，加速从“1”到“N”。对应到阿里云和公司总体发展进程，15 年前公司主要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产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15 年底张勇接任 CEO，进行了战略性组织架构调整，从传统的树状结构调整为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状结构，将为业务线提供基础技术、数据等支持的部门整合成为“大中台”，统一为业务线提供支持和帮助。自此 业务中台和数字中台并肩构成了双中台，“大中台、小前台”模式确立。 ▲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支撑阿里集团前端应用 大中台加快公司业务孵化速度，并沉淀出可对外销售的产品 。业务中台实现了后端业务资源到前台易用能力的转化；数据中台利用获取的各类数据，对数据进行加工，获取分析结果，提供给业务中台使用。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相辅相成、互相支撑，加快公司业务孵化速度，如：聚划算业务从提出到上线仅耗时 1.5 个月，投入包括设计、运营和开发 10 多名员工。 之后阿里巴巴的中台架构又孵化出钉钉、飞猪、口碑等一系列创新业务。借助“双 11”场景，数据中台逐渐沉淀出很多过硬的中间件产品，并且将沉淀的业务能力与数据资源开放给企业客户，传统企业“烟囱式”的 IT 架构被打破，通过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EDAS、分布式数据库 DRDS 和消息服务 MQ 等 PaaS 产品实现数据的跨部门互通。 ▲分布式架构示意图 2015 年以后公司产品发布与迭代主要遵循三条主线，分别为：1）将中台能力（特别是数据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输出赋能千行百业；将中台能力（特别是数据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输出赋能千行百业；2）打造混合云、专有云，主动进攻政企市场；造混合云、专有云，主动进攻政企市场；3 ）深耕云原生技术，自研 AI 芯片、光模块等，不断提升底层架构性能。 中台能力产品举例：16 年 1 月，阿里云发布一站式大数据平台“数加”， 是阿里云专业做大数据的产品大家族，开放阿里巴巴十年的大数据处理能力，首批亮相 20 款产品，包括大数据基础服务、大数据分析及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多个方面。其中，大数据开发套件（DataWorks）提供全面托管的工作流服务，一站式开发管理的界面，涵盖八大数据资源平台，帮助企业快速搭建数据中心。 ▲Dataworkd 八大模块 – 数据资源平台 16 年8 月，阿里云发布人工智能 ET ，正式进军 AI 产业。人工智能 ET 提供城市所需的海量数处理能力，通过城市数据中台与城市智能引擎，开放API，从而支持众智生态。基于同一个数据资源平台（DRP），4 大体系（全域数据汇聚技术、数据融合加工工艺、数据治理方法体系、数据开放共享机制），7 大标准规范，8 大工具套件，构成 1478 个能力体系，衍生出20 多个行业产品，3000 多个解决方案，服务于 10 万以上政企客户。 ▲人工智能 ET 架构示意图 ET 工业大脑已经广泛参与到新能源、化工、重工业等不同制造领域，帮助合作伙伴取得了巨大的价值，如：协鑫光伏电池切片良率提升 1%，盾安风电的风场运维成本降低 20%，中策橡胶的合格率提升 5%，天合光能 A 品比例提升 7%。ET 城市大脑采用飞天操作系统，涉及的数据量巨大，仅视频摄像头就有 5 万多路，通过飞天的计算能力发挥独特优势。 如：杭州主城区采用视频巡检替代人工巡检，日报警量多达 500 次，识别准确率 92%以上，中河-上塘路高架车辆道路通行时间缩短 15.3%莫干山路部分路段缩短 8.5%；萧山区信号灯自动配时路段的平均道路通行速度提升 15%，平均通行时间缩短 3 分钟。 专有云产品举例：中国早期上云企业以互联网公司为主，对云计算接受度高。政企客户资金雄厚，基本已有自己的机房部署，对于公有云安全性仍存疑虑。阿里云发布的专有云(Apsara Stack)支持企业客户在自己的数据中心部署飞天操作系统，是向传统政企行业进击的重要举措。 阿里云的公共云平台已经过大规模市场服务验证，专有云的设计完全采用相同技术体系架构，基于阿里云的飞天平台提供云计算服务。基于同一平台，针对企业市场进行了二次优化，适用于 50 台-1 万台客户集群规模，使之易交付、易管理，同时满足政企市场的安全合规和可靠性要求。 ▲专有云 (Apsara Stack) 架构示意图 海关总署、浙江政务服务网、网商银行、贵州交警等大型政企客户都使用专有云构建了新一代 IT 系统，当前实践案例以大型国企、金融机构为主。以南京银行借助阿里专有云进行互联网金融转型为例，银行业务从上云前的限制在 10 万笔/日以内至现在可处理 100 万笔/日以上 成本降为之前的十分之一：单位客户的维护成本在 30-50 元/人。“鑫云+”平台建设后，1000万客户大概需要 4000 万的费用支撑，单位客户维护成本为 4 元/人。 云原生产品举例：每次 11 备战必经全链路压力测试，倒逼阿里技术持续进化 。2020 年是双 11 全面云原生化的第一年，天猫又创新纪录，订单峰值 58.3 万笔/秒，销售额 4982 亿。第三代神龙架构输出千万核 CPU 计算能力，保证业务稳定性。神龙架构通过 I/O offload 芯片加速，对容器等产品高度适配，能高效调度和自动化弹性伸缩的容器化产品，具备在 3 分钟启动 50 万核 vCPU的极速弹性能力。 第三代神龙架构全面支持 ECS 虚拟机、裸金属、云原生容器等，在 IPOS（Input / Output Per Second，每秒输入输出量或读写次数）、PPS（Page Per […]

2021年4月21日，Gartner发布了2020年全球公有云IaaS市场数据：公有云IaaS市场规模达642.86亿美元（约417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0.7%。 而在市场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另一个趋势仍在加剧：市场越来越向头部厂商集中！尤其是头部的3A格局愈趋于稳固，亚马逊、微软和阿里云排名牢牢保持全球前三的为止。 从上图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近五年（2016年至2020年）公有云IaaS市场变化： 1. 老大亚马逊市场份额逐年下滑，由53.7%降至40.8%，减少12.9%； 2. all in cloud后的微软市场份额不断攀升，由8.7%猛增至19.7%，增加11%； 3. 国际市场受阻的中国巨头阿里云仍在持续上升，由3.7%猛增至9.5%，增加5.8%； 4. 心不在焉但技术强大的谷歌云由2.7%至6.1%，增加3.4%。 5. 被制裁后在云计算异军突起的华为取代腾讯进入前五，市场份额为4.2%。 从数据上看，公有云IaaS市场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头部越来越大，尾巴越来越小——TOP4加起来的总份额从2016年的68.8%增加至80.3%，而Others 的市场份额则逐年下滑，从2016年的31.2%下滑至2020年的23.9%！ 但无论是头部的TOP5巨无霸，还是Others中的数以百计的中小玩家，它们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都在出现局部内的分化，比如，亚马逊似乎已经出现增长疲态，份额逐步降低，而紧随其后的微软、阿里云势头迅猛，有取而代之的势头；而在Others里面一些有实力的玩家也在蠢蠢欲动，试图抢班夺权，跻身TOP行列，比如移动云已经瞄准国内第一阵营。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1、阿里云能否登顶？2、留给Others里那些有野心的玩家的时间还剩多少？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阿里云是否有机会登顶？ 如果纵观阿里云的发展，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勤奋的富二代，过去五年中，阿里云在全球市场上份额稳步增长，并于 2018 年超过谷歌成为全球第三、亚太第一，与亚马逊、微软形成稳定的”云计算 3A 格局”。 那阿里云是否有机会再进一步，挑战亚马逊的王者地位呢？ 优势1：背靠中国的庞大市场！ 阿里云最大的倚仗就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近年来，国务院以及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云计算产业发展，先后多次发布政策规划文件，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大力支持企业上云。今年，在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规划驱动下，云计算作为”新基建”的底座，更是为数字经济按下了”快进键”。 一方面是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云计算，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将给云计算创造独一无二的市场空间。2020年中国GDP达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惊人的是，今年一季度 中国GDP 同比增长 18.3%，这是 1992 年有季度 GDP 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这个令人咋舌的数据背后，体现的是特殊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是，2020 年中国公有云 IaaS 市场规模超过 1100亿元，同比增长 62.3%，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云计算市场之一。中国云计算市场正处于高景气周期，且技术、生态与能力基础可比肩全球顶级水平，将持续保持高于平均值的高增长速度。 据信通院预测，2020-2023年云计算市场规模平均增速为29.51%。到2023年，国内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3754.2亿元，其中公有云市场规模为2307.4亿。中国云计算市场的发展速度是全球速度的1.5倍-2倍！ 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给阿里云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云计算市场一直半封闭状态，国际巨头只能曲线入华，而处于信息安全等考虑，很多大型企业、政务行业在选择云服务厂商的时候会非常谨慎，而在政商行业客情关系一直不错的阿里云手握优势！ 优势2：全新的云计算形态，形成强大的”护城墙” 云计算1.0时代，IaaS包打天下，亚马逊凭借强大的IaaS能力迅速抢占世界老大地位，而进入云计算2.0时代，单靠IaaS已经失去竞争力，各大厂商巨头都在积极构建 IaaS 层之上的全新云计算形态。 比如，微软推出 Azure+Office365 战略，结合 IaaS 和 SaaS，将 Office 的企业客户优势引入云计算服务，迅速抢占大量企业市场。谷歌云也将云与办公软件相结合，前者为 GCP，后者为 G Suite，包括 Gmail 和 Google Docs 服务，这一模式同样得到市场认可。 而阿里云则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新模式——”云+新型操作系统”模式。2020年9月，阿里云为飞天云计算平台装上数字原生操作系统，让云就像在计算机上用 Windows 一样简单，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与此同时，阿里云从底层技术能力的满足到顶层应用开发的低门槛，极大提升企业用户粘性，带来更丰富的企业用户资源，并提升产品的丰富性和服务能力，是一个云与操作系统的综合作用，而并非简单的 IaaS 与 PaaS、或 SaaS 产品的直接相加。 对于那些没有或者缺乏技术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在云钉一体的模式下，用他们用”拖拉拽”的方式就能建立自己的企业应用，加快了创新的速度，让企业自己拥有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这是正是今天大部分对上云跃跃欲试的中小企业的刚需。 我们可以从行业维度来看：在金融、公共服务、零售、教育等重点行业，亚马逊、微软和阿里云均位居全球前三。其中，受益于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发展，阿里云在教育行业排名全球第一，超过亚马逊和微软，市场份额达24.3%。此外，在零售领域，阿里云份额也与微软基本持平。 在IaaS之上，Gartner预计，到2024年全球PaaS市场规模将增长至当前的一倍以上。 评估显示，阿里云位于全球云数据库领导者象限： 另在Serverless领域，Forrester的FaaS Wave中，阿里云位于全球领导者象限，产品能力全球第一。 优势3：强大的技术能力 我曾经在《一边忙收购，一边闹独立，从天翼云的”自救”看国产云计算的未来》一文中提到：云厂商只有自研才能生存。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研”，而不是使用”开源”方案呢？毕竟开源方案更加简单、性价比高。事实上，自研能力可能是未来一家云计算公司能够生存下来的必备技能：有自研的能力，也有基于开源二次优化的能力，还有对外开源回馈社区的能力，自研+开源才是对立统一的技术建设方向。巨头企业需要完全的自主可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掣肘。 纵观全球云计算格局，市场份额总和近80%的亚马逊、微软、阿里云、谷歌无不是从底层就做了自主研发的，不断追赶容器、微服务、DevOps等技术热点，其目的就在于增加产品和技术的深度与广度。 而阿里云在自研方面可谓是做到了极致，基本做到了软硬一体，我们可以看看阿里云的”自研全景图”，来感受一下阿里云的自研野心和能力：全国唯一的自研云操作系统飞天；自研的神龙云服务器架构；自研分布式存储系统盘古、自研云原生数据库 PolarDB、自研含光 800AI 芯片…… 当然，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巨头的自研能力也是非常强悍，阿里云与之相比的优势在哪里呢？答案仍是中国市场！ 全球 IT 圈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规模庞大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变成了一个历练技术的沙箱，用于创建和测试各种新的解决方案，而这个规模是其他经济体几乎无法复制的。Kubernetes、Apache Kylin、Dubbo、TiDB，这些技术扎根于中国互联网的土壤，迅速成熟。 而在中国互联网土壤里生长出的开源软件，又反哺给了世界开源社区，建立起信任和良性循环。Linux 基金会、CNCF 基金会、Apache 基金会，都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科技公司、中国云厂商甚至中国个人开发者的贡献身影，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所以，根据以上三大优势，我回答第一个问题，阿里云是否有机会超越亚马逊、微软登顶？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就看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 以上论述部分素材引用自Gartner报告及”小智的互联网观察”，特此注明。 第二个问题，留给Others里那些有野心的玩家的时间还剩多少？ 前文提到，公有云市场（IaaS）越来越向头部厂商集中！——TOP5加起来的总份额从2016年的68.8%增加至80.3%，而Others 的市场份额则逐年下滑，从2016年的31.2%下滑至2020年的19.7%！（下图其实把第五名归入了Others） 而更可怕的是，如果以这个趋势来算，到2025年，留给Others的公有云IaaS市场空间可能只剩8%！要知道，Others中可是挤满了全球数以百计的公有云玩家，光国内有据可查的公有云服务商就有超过60家，全球范围内保守估计有超过200家。8%的市场份额肯定是养不活这数百家的公有云厂商。 事实上，当前大部分公有云厂商都是在赔本赚吆喝，官方正式宣告盈利的大概只有阿里云一家，阿里云在2020年最后一季度告别亏损、实现盈利。 那既然公有云生意这么难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片市场呢？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企业自身有大量上云需求，反正都是建，规模大点单位成本更低，还能出租赚钱，何乐而不为； 第二种，企业本身是上市公司，需要时不时讲些故事来鼓舞投资者，刺激股价，而云计算一直是一个好故事，比如微软；或者以云计算为故事，争取上市融资，然后变现，或者直接被全盘收购。 第三种，企业确实认为云计算是一盘好生意，只要逐步做大，抢占一定的市场份额，跨过盈亏平衡点，就能盈利，所以当前的苟且只是为了诗和远方。 无论是哪种情况，”盈亏平衡点”都很重要，如果是一块亏损的业务，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长期养活着，关键点在于，盈亏平衡点（存活平衡点）在哪里？ 如果拿手机行业类比，余承东曾经说过，一家手机厂商如果市场份额达不到10%这个门槛，是无法盈利的，所以也无法独立存活下来。 至于云计算市场的”存活平衡点”，我也曾跟业内朋友进行过初步的推算，以公有云当前的业务利润率（撇除不断增加的投资因素），公有云市场的”存活平衡点”大概在4%左右，折算到国内公有云市场的话，市场份额大概在16%左右。 这意思就是说，一家国内公有云厂商要独立获得稳定盈利，并长期持续发展的门槛值是获得16%的市场份额，放到全球市场的话则必须获得4%的市场份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续随着价格战、利润率水平的逐步降低，对生存所需的营收规模会逐步增加，但4%/16%这个市场份额大体上稳定的。 所以，对于那些身处Others阵营的有野心的玩家来说，16%就是它们的目标，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才能确保盈亏平衡，独立存活发展。 16%的市场份额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IDC近日发布的《全球公有云服务市场（2020年）跟踪》报告，2020年全球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达到3,1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4.1%；中国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下同）达到193.8亿美元（1257.7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9.7%，全球各区域中增速最高。 如果以16%的盈亏平衡点来算的话，一家云厂商要在撇除投资影响的情况下获得盈利的话，其公有云营收大概需要达到201亿元。 我粗略算了一下，中国公有云市场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为55%，如果以这个增长速度算的话，从2021年开始未来五年，中国公有云市场产值规模分别为：1950亿元、3022亿元、4685亿元、7261亿元、11255亿元。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公有云市场持续保持高增长，我们适当向下修正一下，如果我们以35%的复合增长率算的话，未来五年中国公有云市场产值规模分别为：1698亿元、2292亿元、3095亿元、4178亿元、5641亿元。 如果以此产值规模算，未来5年的盈亏平衡点大概是272亿元、367亿元、495亿元、668亿元、903亿元！而这只是确保生存的门槛值！ 对于Others来说，它们的目标就是早日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抢占市场份额，达到盈亏平衡点。 要实现这个目标有多难？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拿一些国内知名云厂商来跟这个”门槛值”做一个对比—— 金山云，号称稳居国内公有云前五，2020年营收65.77亿元，距离201亿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它没有意外地陷入亏损，亏损9.47亿元。市场份额4.98%。 天翼云，运营商做云的老大，2020年云业务收入138亿，增长58%，距离201亿元也有不小的差距，所以，亏损应该在情理之中，市场份额10.4%。 百度智能云，BIG3的强有力挑战者，2020年收入130亿元，同比增长67%，也没有达到201亿元的门槛，市场份额9.84%。 华为云，BIG2的强有力挑战者，2020年收入143亿元，增速达168%，市场份额10.8%，虽然发展迅猛，但亏损仍是无法避免。 腾讯云，阿里云的最大竞争对手，2020年收入255亿元（非官方数据），市场份额19.36%，如果剔除投资摊还的影响，应该可以盈利。 阿里云，中国市场老大，2020年营收556亿元，同比增长56.6%，市场份额42.1%，国内公有云霸主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下来了。 从国内主要的公有云服务商2020年的表现来看，只有腾讯云和阿里云能够实现盈利，理论上实现了独立存活的能力，要知道，它们已经苦苦经营了十年时间了！ 目前国内市场TOP2已经相对稳定了，而第三名的竞争也已经日趋明朗，华为云将在TOP3中占一席之位，这一点也没有太多疑问。而后面随着TOP3对市场的进一步掌控，剩下的玩家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苟且活着，或者死去。 2020年国内TOP3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超过72%，其他玩家只能分享剩下不到28%的蛋糕，更严重的，TOP5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超过90%，剩下的不到10%。留给Others的时间还有多久呢？ 当然，对Others来说仍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上一篇中提到的：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增长，这无疑会给中国公有云市场带来巨大的空间，这个增长的过程可能是爆炸式的，头部的巨头们可能难以短时间内全部吞食，而这，是Others最大的机会！

本命年的刘强东并不安生，先是拿下春晚独家冠名，再是把德邦收入囊中，毫无蛰伏之势。 　　这种势头同样在财报中体现出来，2021年四季度，京东实现归母净亏损51.65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243.3亿元。这背后在于通过大肆烧钱支撑新业务的扩张。 　　但在肆意背后，同为BATJ，京东有一处短板被拉开差距。 　　同期发布财报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为投资者找到主营业务外的高潜力标的——云计算服务。作为曾经最有希望成为京东第四驾马车的京东云，声量却逐渐削弱。 　　相比较早入局的BAT，身为云计算后来者，此前京东云呈现追赶态势。 　　现如今，云计算市场马太效应加剧，处在巨额亏损中的二线云平台纷纷被迫转型。美团公有云就曾宣布将从2020年5月31日0：00开始停止向用户提供服务和支持，转为内用。 　　大势之下，京东云难逃“弃子”命运，当然，此弃非彼弃，弃在失宠。 　　从得势到失宠 　　互联网时代，创新更替的速度不断加快，大厂的新陈代谢也在提速，尽管有“大公司病”作祟，但核心业务从得势到失宠，往往只有生死一瞬。 　　2016年，京东集团开始聚焦电商、金融、技术三大业务，京东云在整个技术业务中占据核心的战略地位。同年4月1日，京东正式推出了“京东云”产品和服务方案。 　　在发展初期的内部高管会议上，刘强东更是提到京东云“必须要做成”。 　　此前，京东在云业务上同样有早期的解决方案推出，例如京东云鼎、京东云擎等产品，从这方面来看，京东云计算业务实际上是电商业务倒逼而诞生的。 　　正式面向市场后，京东云却出现了长达两年的空白期，直到2018年在行业中声量渐起。 　　从2016年到2018年，京东云的团队人数增长了3倍，表现在产品线上，每个月都有几十款新的云服务产品上线，2018年有超过18个基地在各城市落地。 　　同年7月19日，Forrester发布的《The Forrester Wave：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全栈公有云开发平台厂商评测》显示，京东云被研判为“卓越表现者”。 　　Forrester在报告中指出，京东云在2016年第四季度被赋予云计算行业“挑战者”身份，并在18个月后跃居云服务厂商前列，成为中国公有云平台“卓越表现者”。 　　称号看似唬人，实际在该报告数据口径下，排在京东云前面的还有百度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厂商。 　　倘若按照同期IDC发布的《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2018下半年）跟踪》报告，在IaaS和PaaS整体市场份额排名中，京东云处于Others行列。 　　此外，反映在最直接的营收上，据京东云相关人士透露，2018年内部定下8000万元营收的目标，同期，相比阿里云2018年营收213亿元，腾讯云营收91亿元来看，京东云即使完成目标也难以在市场立足。 　　回过头看，市场份额的失利，导致京东云从2018年底便有了失宠的端倪。 　　2019年1月10日，脉脉上有员工爆料称，京东云将和金山云合并，京东云的招聘工作已经交由金山掌管。对此消息，京东方面不予置评。 　　实际上，上述消息在2018年12月开始在业界广为流传，2019年1月金山软件发布公告称就潜在业务合作进行过讨论，但未形成切实的方案。 　　据《云头条》消息，一位曾参与其中的人士透露，实际为京东放弃云业务，与多家洽谈接盘事宜，将硬件资产变卖，然后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经营。 　　最终，京东云和金山云合并无疾而终，但京东云失宠的种子却开始生根发芽。 　　2019年4月，媒体爆出京东云将从内部独立，成为与京东商城、京东数科、京东物流并列的独立子公司，但这一消息并没有被及时证实。 　　数月后，京东整合原京东云、人工智能、IoT三个事业部成立京东云与AI事业部，号称是京东零售、物流、数字科技外的第四大业务。 　　从被传内部独立到新业务线整合，看似京东云在集团内部更进一步，但没承想却做了嫁衣。 　　就在一年后，京东集团突然宣布将旗下云与AI业务整合到京东数科。紧接着，原“京东数科”与“云与AI事业部”合并为“京东科技子集团”。 　　作为京东科技旗下的事业群之一，京东云从曾经的四驾马车成为京东数科淡化金融属性的垫脚石，恍如隔日。 　　京东云没有一号位 　　在刘强东标榜“8116+8”之前，京东内部最早倡导“996”的是主管京东云的副总裁何刚。 　　何刚何许人也，在加入京东之前，既是“云计算鼻祖”亚马逊早期云存储项目S3的开发人员，也曾担任过盛大集团副总裁及盛大云计算公司CEO。 何刚 　　2012年3月，何刚出走盛大，一个月后便入职京东商城出任技术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负责京东集团云计算和开放平台工作，成了京东首位引入的云计算高级人才。 　　有了领军人才加持，京东云计算产品布局才正式开始提速。 　　彼时，何刚入职京东后直接向高级副总裁李大学汇报，而李大学向CTO王亚卿汇报，层层管理之下，处于追赶期的京东云自然缺了些魄力。 　　京东云急需要一个真正的统筹人物，这个角色留给了申元庆。 申元庆 　　2017年9月，原微软亚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Azure云中国区总经理申元庆加入京东，任京东云事业部总裁，并直接向刘强东汇报，前总裁何刚则转为负责京东云产品研发工作。 　　当时，为了凸显对申元庆的重视，京东特意给媒体发了一篇正式的公告声明，刘强东更是出面强调： 　　“相信申元庆先生一定能帮助京东在云计算等业务方面快速发力，将京东云上个台阶并成为京东集团各项能力的输出平台。” 　　申元庆任下，京东云有没有上个台阶，评判标准是多样的，但2018年，京东云内部定下8000万元营收目标却是上一年实际营收的8倍，可见申元庆在任期间，肩负加速京东云推向市场的使命。 　　如无意外的话，京东云只要如期发展，申元庆位置不会大动，但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 　　2019年12月，京东集团宣布设立京东云与AI事业部，京东云被整合其中。 　　此次调整后，京东表示申元庆将从2019年12月31日起卸任京东云事业部总裁的职务。京东集团副总裁周伯文将兼任京东云总裁。 　　不仅如此，上文提到的何刚，也于2019年9月加入瑞幸担任首席技术官。 　　一年之内，连续两位高管出走，架构也迎来如此大规模调整，京东云遭遇了什么？ 　　一说是，2019年初，京东云开始依托京东的强大品牌和资源进行推广新项目——“京东云Elite脉客商圈”。 　　但由于功能不完善，导致地推无法顺利进行，各城市代理商损失严重，因此到京东大门进行围堵讨说法，最终京东云名声大损，申元庆等人引咎辞职。 　　二说是，2019年11月，一封京东云的举报信在京东内部爆发，围绕此事，整个京东云被调整，包括何、申在内的京东云前CEO均被开除。 周伯文 　　旧事细节无需展开，且说接替申元庆的周伯文，成了京东云明面上的一把手，但仍延续了前任“在位不长”的传统。 　　2021年11月16日，36氪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京东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已正式离职，将于AI方向创业。 　　周伯文的离职，同云与AI事业部的变阵有关，在成为“京东科技子集团”旗下一员后，周伯文等于变相降级。 　　现阶段，京东云业务事业部负责人，为去年年底加入京东科技的高礼强，其曾是Orac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销售副总裁和技术总经理。 　　纵观同业，在大厂云业务发展过程中，除了明面上的一号位外，暗地里少不了集团CEO的强力支持，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都曾为云业务站台，从这方面来看，京东云始终缺乏真正的领导者。 　　基因缺陷？ 　　刘强东曾直言亚马逊对其中国团队缺乏信任，这是亚马逊败走中国的原因之一，但他同时也十分推崇亚马逊。 　　倘若在谷歌和亚马逊之间作出选择，刘强东觉得亚马逊会赢——因为亚马逊比谷歌有更多的付费场景，还接触物流、供货商等，这导致其商业模式的触点更多。 　　这其实也是刘强东对京东云的期许，尽管京东云的业务还很小，但比其他云服务提供商多的就是用户场景，京东云可以先拿自身的零售电商平台试验，之后再推向市场。 　　在这个逻辑链条内，超级电商就是超级云服务商，但这明显存在滑坡谬误。 　　首先对比亚马逊，京东缺乏技术基因，贝佐斯早年的技术背景奠定了亚马逊对技术的投入，自2010年开始，亚马逊的技术费用率常年保持在10%以上，2019年二季度更是高达14.3%。 　　放之京东，尽管刘强东高调表示京东要转型技术公司，但同期技术费用率（技术和内容开支率）常年保持5%以下，2021年第四季度更是降为1.5%。 　　且考虑到云计算本身业务难度非常大，同时需要长期、持久地投入，亚马逊AWS亏损了8年才盈利，阿里云更是用了12年，在近年来物流和新业务拉扯下，京东无法为京东云提供足够的弹药。 　　其次，云计算是同质化竞争，在IaaS层，由于同质化强，竞争关键在于资源优势，拼的是规模、成本，京东云的场景优势并不代表一定能够推向市场。 　　更何况，京东云错过了云计算的窗口期，不管百度和腾讯，都选择在IaaS层迎头赶上。 　　与之对比，在京东云正式发力的2018年，着力点却在SaaS上。彼时，京东云生态业务负责人刘子豪判断，未来中国云市场也将会从IaaS为主向SaaS为主转变。 　　这一背景建立在西方成熟的云市场，SaaS才是主流的现状。 　　问题是，整个国内成熟云厂商的成长路径都是“先云基础设施（IaaS）后搭建应用生态（PaaS+SaaS）”，且明确不会从事SaaS业务，而是为SaaS和ISV合作伙伴提供云基础架构。 　　京东云彼时以SaaS为侧重点，无疑是基于市场情况的无奈选择（字节云亦如此）。 　　近期，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2021第三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21年Q3公有云IaaS+PaaS市场份额上，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占据七成市场份额。 　　剩下三成市场中，京东云以2.4%排名第十。 　　而按照同一数据口径下，2018下半年前五大中国公有云IaaS+ PaaS厂商市场份额占比73.6%，可以看到，云计算市场中马太效应正在加剧。 　　由于云服务行业规模效应明显，更大的规模能带动更大的基础设施投入，拉低成本，承受更长的账期，建设更大的团队，从而扩大市场优势。在此前提下，二线云纷纷退出市场，转为自用。 　　商业往往就是这般冷酷，后发的京东云在云计算整体市场趋于同质化的今天，如果不能找到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恐难逃这般命运。 　　参考资料： 　　云头条《京东云或拆分独立》 　　职业经理人周刊《盛大云计算原CEO何刚加盟京东 任技术副总裁》 　　亿邦动力网《京东云为什么这么拼？传京东云管理层要实行“996”工作制》 　　证券时报《起底脉客商圈：平台存技术缺陷 京东云陷退款纠纷》 　　互联网坊间八卦《举报内部腐败，我被京东云告了！》 　　36氪《京东AI发起人、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离职，将于AI方向创业》 　　tech星球《独家丨京东云欲分拆独立，刘强东再造第四驾马车？》 　　观察者网《京东云：我们不是云计算市场的新手》 　　财经《刘强东回来了，京东就回来了》